所刻梅花和枝头站立的喜鹊栩栩如生，方寸之间，高妙毕见。陈寅生的刻铜艺术代表了清末民初刻铜工艺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中国民间艺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他的作品成了收藏家悉心追求的珍贵文物。《古玩史话与鉴赏》云：“陈寅生的刻铜作品，成为清代刻铜艺术珍品，亦属珍贵文物。”《天咫偶闻·卷七》云：“光绪初，京师有陈寅生之刻铜，周氏元之画鼻烟壶，无法称绝技。”《中国民间美术艺人志》云：“他（寅生）所刻的墨盒，可以和陈曼生壶并传。”可见陈寅生刻铜艺术成就之大，价值之高。陈寅生，名麟炳，清同治秀才，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万礼斋”，后改为“万丰号”，墨盒刻铜是他首创，他的作品前无古人，后无超越者，有一代刻铜宗师之称。图2是笔者所藏寅生刻绘一件白铜墨盒，采用传统题材“喜上眉梢”，图案为梅花枝头站立一只喜鹊，寓意“喜上眉梢”、“喜报春光”。清末科举时代，陈寅生的刻铜曾极盛一时，他的刻铜作品和当时著名书画家一样，在琉璃厂各家南纸店有笔单。陈寅生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是他的楷书、行书、行草类的刻铜作品
比如刻铜墨盒由名家字号或知名的工匠所刻，或由著名的书画家提供画稿，或者在墨盒制作上造型纹饰精美，引入了特殊的工艺手段，或者墨盒与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关，均可列为收藏对象，但真正上品味的一件刻铜墨盒，应同时具备多方面的内涵。一般意义上的刻铜墨盒，并不一定值得收藏，如果作品包含一定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也就具备了较高的收藏意义
他首创在铜墨盒上刻汉印，他把刻竹刀法中的“沙地留青”法运用在刻铜墨盒上，刻出的阳文花卉极为生动古雅。笔者所藏一方白铜墨盒如图3乃系同古堂制作的墨盒，底款有“同古堂”的圆章。万礼斋后，影响最大的墨盒铺当属民国初年开设的同古堂图章墨盒铺，经理张福荫，字樾臣，是陈寅生过后冠绝一代，成就最高的刻铜艺术家。张樾臣刻铜墨盒的另一特色是名书画家为其设计的图稿甚多，其中有姚茫父、陈师曾、陆和九、张大千、齐白石、陈半丁等。胡夔文在《困知斋诗存》中有诗云：“厂甸西头张樾臣，手拈铁笔仿周秦，满腔中有燕邯味，不似寻常市上人。”民国初年，虽然北京经营刻铜墨盒的店铺很多，但皆视同古堂为龙头。同古堂刻制的铜墨盒，底款初为长方形竖写“同古”印记，后改用圆章，中间竖写“同古堂”，左右有“北京”二字，右“北”左“京”，这当是识别真伪同古堂的重要标志。他采用治印中的“双钩浅刻”技法刻出一汉隶，用笔圆润有力，结字秀丽，风韵典雅。许多小店常是从同古堂买回刻好的墨盒，拓成拓片，根据拓片翻刻，有的甚至连底款都印上“同古堂”字样，但其刻工都不及同古堂制作的铜墨盒。张樾臣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是他的治印作品，平生治印数以十万计，曾为末代皇帝溥仪治过“宣统御览之宝”、“宣统御笔”、“宣统之宝”等
北京的刻铜艺术品，特别是刻铜墨盒驰名国内外，《北京繁昌记》云：“北京之墨盒儿与江西南昌之象眼竹细工及湖南之刺绣，为中国之三大名物。”云集在北京的名家众多，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刻铜墨盒创始人陈寅生及民初治印家张樾臣
刻铜墨盒集质地、作工、造型、刻工、诗文、书法、绘画、印章、篆刻、装饰花纹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于一体，可谓气象万千，玩味无穷，有着极浑厚的文化内涵和极高雅的收藏品味。刻铜工艺产生于清朝的中晚期，以阴文刻、阳文刻、双钩线刻为主，在工艺上吸取了平雕、竹刻、篆刻的技法，其铭刻题材多以书法、绘画、治印形式出现，并主要在文具、烟具上发挥，尤以铜质墨盒上铭刻最为常见
图1系笔者所藏一件白铜墨盒，系姑苏汪云从造。清代富家所用烟具（含鸦片、烟草用具），许多是白铜制造，大多为刻铜工艺。北京故宫所藏慈禧使用过的水烟袋均系各家字号所制，其中有“姑苏汪云从店银白仁制造”、“京都协聚成制造”、“广东十八甫陈运记真白制造”等，制品均系精美工艺品。从清朝中晚期至20世纪40年代是刻铜艺术品特别是刻铜墨盒盛行的年代，在这期间造就了众多的名家字号和刻铜艺人
《中国艺术家征略》云：“南京人濮又翎，工镌墨盒，所刻字不如画。”时人以同一墨盒上用又翎的画去配陈寅生的字，时称书画两绝。寅生稍后有南京濮又翎，擅刻画
由茫父提供书画稿的墨盒委实不少。但也有文人自己写稿自己刻的，其中以清末民初的书画大家姚茫父的作品最多，他亲手刻铜名扬一时。有不少著名的书画家为铜墨盒的制作提供过画稿，他们专门为刻铜而作，即兴在铜墨盒上书画，然后由匠人所刻。他多才多艺，在诗、文、词、曲、碑、版以及考据、音韵等方面都有很高成就。其书画造诣高深，一生留下作品甚丰，鲁迅、郑振铎认为姚茫父是民初有代表性、有创造性的画家。除了创造众多的书画作品外，还运用水印、木刻、刻铜、颖托等多种表现形式。姚茫父，名华，字重光，号茫父，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进士，留学日本，后教于清化学堂，民国后曾出任北京女师、美专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