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虽说早已有了年画题材的作品，但却没有“年画”这一名词
然而，事过境迁，在信息时代的今日，年画已淡出国人生活，渐成博物馆或个人藏品。编者按 每逢年节，民间有洒扫屋舍、张贴年画之习俗，相沿几千年，已成中华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们特编发一组有关年画的文稿，一者回味年画当年之盛事，以引起国人对本土文化的重视；二者为致力于整理、抢救祖国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提供些许参照
大众艺术迎合着大众心理，于是在长达千年的衍化过程中，年画有了自我体系的风格，有了规模性生产。中国人几千年来有一个不变的追求，即对福善、长寿、喜庆、富贵的追求。以“鹿”代“禄”，以“蝠”代“福”，以“鱼”代“余”，以榴结百子喻子孙满堂，以松柏岁寒而后凋喻长生等，均是其具体表现。由于诸多谐音作用和自然属性的吉祥喻意，使其成为年画中最常见的题材
这些粉本中有《仙岩寿鹿》、《子孙合和》、《九阳启泰》、《岁朝吉庆》等。当时在京师中聚集着一批善作年画题材的画家，其中就有山西人杨威（绛州人）、陈坦（晋阳人）等。文中提到的各种形式的年画均是在作坊中大量复制的。宋朝商业经济繁荣，手工业生产发达，同时，市民文化也异常昌盛。吴自牧的《梦梁录》对此时的年画作了详细的叙述：“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今天，这些实物已无法得见，见到的也不过是画家们的粉本（即原始稿）。周密的《武林旧事》也对此有陈述：“都下自十月以来，朝天门内外竞售锦装新历，至除夕，及贴天行贴儿、财门于楣”。从这些题材的喻意分析，它为我们从大众心理的角度研究年画发展的原动力提供了依据
从此，“年画”这一画种名词遂被沿袭了下来
著名学者郑振铎对这两幅画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它们是中。清光绪三十四年，帝俄柯兹洛夫大佐在甘肃黑水河（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古塔内盗掘西夏文物时发现了《四美图》，并将其带回圣彼得堡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展出。平阳作为当时北方惟一的印刷业中心，缘自金将北宋都城开封陷落后，把包括印刷匠人在内的百工北掳，之后这些匠人又聚于此刻梓谋生。1915年，东京帝国大学狩野直喜博士见到它后惊叹不已，并为之著文介绍；1929年，日本的另一位学者那玻利贞又写了篇评论文章，对其进行更为详尽的研究。现在见到的最早的木刻年画实物，为金代的《四美图》，为平阳姬家所印。与《四美图》一同被盗的还有另一幅平阳徐氏刻印年画——《义勇武安王位图》，该图说的是关羽的故事
从这些记载及实物看，门画的最早绘制，在宫廷士族豪门中。而今知道最早形之于图绘的司门之神是神茶和郁垒。汉朝应邵的《风俗通义》中详细记载了此缘由。如今能见到的最早的实物是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及河北望都、辽宁营城子汉墓墓门上的石刻线条门神。《汉书·景十三王传》记叙了门上绘武士之画的事情，“广川惠王越，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裤长剑”
除此之外，南北朝顾景秀的《小儿戏鹅图》、毛惠秀的《村墟图》，隋朝董伯仁的《弘农田家图》，唐朝范长寿的《风俗图》、《醉道士图》等画，虽题材近似于年画，但作品均出自名家之笔，非新年时民间糊壁之作。明代刘若愚著《酌中志》里说：冬至后“室内多挂《绵羊引子》画贴，司礼监刷印《九九消寒图》”。门神、灶君是最早的年画形式，其滥觞于远古，定型于汉。上述所言，从形式到内容都已是年画了，但仍未见“年画”一词的出现。宋朝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记有：“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贴子”
言：“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身。“年画”一词含义，由此而起。关于年画的不同叫法在民间还有许多，北宋的纸画、明代的画贴、清初北京的卫画（因北京的年画多出自天津卫的杨柳青，故名）、杭州的欢乐图、四川绵竹的斗方等都指得是年画。清道光三十年，学者李光庭撰《乡言解颐》，其中“新年十事”一节中，提及年画一事。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戊戌变法前后，各地曾出现过以提倡新政，增广见闻为能事的“改良年画”，当时的《京话日报》主编彭羿仲对此般图文并茂、喜闻乐见的社会辅助教育方式，曾撰文称赞。鲁迅先生在其散文集《朝花夕拾》之《狗·猫·鼠》一文中，回忆他童年时代的生活景象时说：“我的床前就贴着两张花纸，一是《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以为不甚雅观；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这里所说的“花纸”便是指年画了。后来，直隶巡按使公署教育司出版了《破除迷信》、《谎言无益》等印刷品，画面上印有“改良年画”字样
从开掘的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之石椁门画看，侍女图已出现其上。可能这就是内室屋中张贴的天仙、美人、麒麟等非武士形象年画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