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首创于印度,其教祖释迦牟尼开创的原始佛都基本教义是“四谛”、“八正道”和“十二因缘”,其核心内容是现实世界的苦难和解决苦难的方法。后人把原始佛教的修持,概括为戒、定、慧三学等。其次,又从缘起思想出发,提出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涅?寂静”的学说
其依据主要来源于达摩的“二入四行”学说。四行即根据这个道理来发起行动、泯冤亲爱等苦乐得失,无所愿乐,无所贪求,安心无为,任运与法性之理相称而行,属于修行实践部分。理入是凭借经教的启示,深信众生同一真如本性,但为客尘忘想所覆盖、不能显露,所以要令其舍忘归真,修一种心如墙壁坚定不移的观法,扫荡一切差别相,与真如本性之理相符,寂然无为。即人人本来具有的心性,以彻见此心性而成佛。慧能继续这一学说,在《六祖坛经》里主张舍离文字义解,直彻心源。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提出了“即身成佛”的“顿悟”思想,也是禅宗的根本思想。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以用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故又称佛心宗。达摩的禅法是围绕着“安心”而展开的,把入道的途径分成“理入”和“行入”两种,合称为“二入”。禅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行入”又分成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与称法行,故称“四行”
达摩说过“安心无为,形随运转。”慧能也说:“但行直心,不着法相。”后世禅家便把这种禅的意味渗透在人的日常生活里,使它构成一种随缘任运的态度
安世高传译的主要是小乘经典,另有支娄迦?—派则系统地介绍了大乘佛教思想。小乘佛教宣传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最早在中国佛教徒中引起反响,但即兴即灭,影响很快就消退了。中国人对佛教思想的接受并非完全被动的,而是经过一番思考、选择,使其朝着中国化的方向发展自东汉安世高译经始,印度佛教大、小乘各宗派的思想便陆续介绍到中国。大乘佛教自利利他,济度众生,“入世”、“救世”的思想,和中国士大夫经世济民、兼善天下的传统如出一辙。相反,大乘佛都则滋生繁茂、源源不断,成为中国佛教的正统和主流,应该说,中国佛教徒作出这样的抉择,并非偶然,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移植,首先都必须得到本民族知识分子的认可,经过他们的选择、吸收和传播,才能在这个社会里站住脚跟,因为知识分子是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名宗归禅、禅净一致”逐渐成为后期佛教思想的主要特征。这就是大乘佛教思想得以在中国发扬光大的深层原因。尔后士大夫阶层选择了禅宗,强调“自觉”、“顿悟”,不离日常生活。在中国佛教走过的思想历程中,大致经历了汉魏两晋“比附黄老,迎合玄学”的阶段;南北朝“学派林立、异说分呈”的阶段;以至隋唐“融合贯通、判教创宗”使中国佛教思想臻于成熟。底层民众则选择了方便易行的净土宗,提倡称名念佛,死后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一、佛教禅学与中国禅宗
调息既让修行者静数呼吸,排除杂念、集中注意力进行默思瞑想;不静通过观察不洁净之物,静思其变化因由,以抑制内心欲望的扩张;慈悲则为观察美好的事物,求得欢愉宁静的心境,以抑制内心的忿怒、嫉妒、仇恨;因缘是对一切事物都用理智、冷静的态度来分析,求得正确的解悟,用理性来战胜欲念的产生和行为的偏激,念佛则通过观想佛的姿态、赞颂它的名号,以摆脱恐惧、战胜欲念,以达到清静平和的心境。四禅定就是坐禅修行的四个阶段。在“初禅”阶段,能排除烦恼欲望的干扰,得到一种从烦嚣的现实中脱身而出的喜悦;在“二禅”阶段,这种喜悦逐渐纯化,成为身心的一种自然属性;在“三禅”阶段,这种还带有外在物色彩的喜悦消失了,只留下内在的、纯净的、自然的乐趣,一种平静适意的乐趣,而到了“四禅”,这种乐趣也归于无有,人达到了无欲无念、无喜无忧的境界,得到了澄澈透明的智慧。禅学中有五法门和四禅定,五法门既为调息、不净、慈悲、因缘和念佛
ｙｏｇａ一词源于动词字根ｙｕｊ,意为给牛上轭,引申而有连接、接合等含义。佛教用以表示总摄修心、修慧的法门。瑜伽为佛教修行的方法之一
儒道佛互补是古代思想理论的精髓,它以儒家思想为主,倡导入世,而又以佛、道思想为铺,构成了一个复杂开放的互补系统。钟国的古代思想体系,具有非常实用的功能。这些正好能给予失意之士以精神上的慰藉。禅宗学说及道家思想是人士精神世界的另一组分部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二者皆注重内省、拒绝物欲诱惑。士人们可以在这个系统中各取所需,谋求当官者可用孔孟之理来勉励求进,而图求隐逸者亦可从老庄禅道里寻求慰藉
二、士人与南禅宗
其中大乘佛教的两个主要派别之一为瑜伽行派。释迦牟尼圆寂以后,佛教内部由于对戒律和教义看法的不同,先后形成许多派别。瑜伽行派是强调瑜伽的修行方法并以瑜伽行总括全部佛教教义而得名,瑜伽行派认为人所认识的一切现象都是由人们的认识主体即“识”所变现出来的,提出了“万法唯识”和“三界唯心”的理论
佛教传入中国后,禅学或修禅思想一直得以广泛的流传,在东汉至南北朝时曾译出多种禅学经卷,使禅学成为相当重要的流派。道信主张“坐禅守一”,并传法于弘忍。道信另一弟子法融横出一枝,在金陵牛头山开法,世称其法系为牛头禅,但传数代而绝。弘忍世称五祖,幼年随道信出家,传承道信衣法,聚徒讲习,受法者达七百余人,当时称为东山法门,其“萧然静坐,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与人”的作风,开创了中国佛教特有的禅风,对后来禅宗发展影响甚大。梁普通年(公元520—526年)中,南天竺菩提达摩渡海东来,先后到洛阳等地弘扬禅法,因其禅法不为当时佛教界所重,乃入少林寺安心壁观,以“二入四行”禅法教导弟子慧可等,慧可师从达摩六年,得《楞伽经》四卷,后传法于僧璨。僧璨受法后隐居静坐,秘不传法,唯有道信侍璨九年,得其衣法。著名弟子有神秀、慧能、慧安、智洗等
唐代初期,自唐太宗实行“贞观之治”之后,唐王朝的鼎盛时代开始了,富裕风流、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开放流畅的中外文化交流、自由开明的仕进方式,自由自在的言论条件,使整个社会处在一种恢弘自豪、开朗奔放的气氛之中,文人士大夫们心中充满了事业上的自信心,蕴积着建立功名的热情,孔子积极入世的思想,成为士入处世的主导思想,对现世成佛,坐禅苦行,求得解脱,当时的士大夫们是不太感兴趣的
慧能亦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认可,并秘密传以衣法,为第六代祖。慧能得法后南归创立南宗,神秀于弘忍圆寂后弘禅立北宗,南宗遂成禅宗正统,慧能宗风独尊天下,神秀北宗则门庭寂寞,传不数代即衰亡。据说当时弘忍为选嗣法弟子,命大家各作一偈以呈见解。神秀作偈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弘忍认为“未见本性”
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闭”的悠哉游哉,深得士大夫阶层的欢心,当然,佛教这种揭制情欲、甘守淡薄的日子是何等折磨人。这时,他们并不是用更真切地、清醒理智地头脑面对现实,而是失望地转身逃避现实,在彼岸世界里寻找宁静与乐趣,“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然而安史之乱的铁蹄,使士大夫们从生活的巅峰跌入万丈深渊,世界在士大夫们面前变得狭小黑暗。难使士大夫们完全信服,投向此文章共有3页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