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纹不是裂纹，有纹不裂，隐蕴在漆皮之间，又与古瓷开片相同。加上不断充实自己的学识，多学文献资料，并学会区分歙县与休宁各派的墨品及风度的特点，通过对墨品的了解，即使在没有年款的情况也可以鉴定出是哪些名家墨品。“避讳”对于文物鉴别有一定影响。虽早期色墨不多见，但从唐、宋的绘画中，可以看到颜料的精美与华丽。绘画与书法完全一致，因之明清两代雕刻墨模的技巧，以明清两代书画不同风格，而形成两大流派：明代墨模，其刀法多深厚有力；清代墨模，其刀法多柔妍精细。另外避讳对墨影响，封建社会有国讳与家讳之说。避讳的方法是，在书写时候凡遇到应避的名讳，或缺笔或易字，说念之时改原音。其所以不同，实因书法绘画风格不同所致。如：康熙三十五年所制“耕织图”墨品，乾隆三十年所制“棉花图”无论仿造、改制，我们都可以断定康熙三十五年以前没有“耕织图”墨品，乾三十年以前没“棉花图”墨品，以后仿造可能就是旧模新作比较容易鉴别真伪。另外从墨模上鉴别墨品，墨模使用年久影响墨面的清晰，凡是初版初刻，花纹、书画、印章均特别清楚悦目；相反，墨模使用久了，墨面就显得模糊不清，可能是复制，年代则稍晚一些，所以说墨模可以反映墨家业务大小，经营盛衰。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色彩柔和艳丽，人物传神，更显出色彩的美妙。清代书法多秀润，雕刻手法必须掌握精秀润细的刀法，才能表达柔丽清雅。我们鉴别墨也一样，要求多看实物、多记实物，通过实物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看后加以思考，善于比较分析，善于发现问题，多看实物是可以对某一名家名作的墨质、题识、图案、墨品、风度认识就越深刻熟悉。这样对鉴别明清两代名墨，就可掌握内涵。[3]由于明清两代书画受各流派的影响，其风格有所不同；因书画风格不同，其墨模雕刻技巧、手法，显然有时代的区分。荷”、“花港观鱼”、“苏堤春晓”、“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双峰插云”、“柳浪闻莺”、“南屏晚钟”等。我们鉴别鉴定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研究真实可靠实物的参考凭证。鉴别文物真伪是文物科研及陈列研究的前提，无鉴别真伪就谈不到鉴定。如“玄”改写“元”或缺一笔当是康熙以后的作。此套墨为色墨，是绘画用的颜料，有红、黄、青、绿、蓝、棕、白色等色，多为天然色料配制，色彩纯净艳丽，不易褪色。清代多漆两面的边，两侧上下都不漆。在墨上考证年代，只能以自制墨来解决，文人官吏嘱墨家制墨不惜墨模成本，带有纪念性的墨品，多署干支年款，这就为我们考证年代提供了方便。还有清代名家墨品分等级、价格也可以参考。国讳是避皇帝与孔子的名；家讳是避自己祖先的名字。通过漆衣也可鉴别墨，漆衣墨凡年代较远，漆皮显得浑厚，并呈蛇皮断纹，与古琴相似。而由于“玄”字墨品给明代墨带来多少厄运。五代著名画家顾闳中创作的《韩熙载夜宴图》，画面前后分作5段，用浓笔生彩的艺术手法，把南唐宰相韩熙载的夜生活，刻画得惟妙惟肖。总之“玄”给明代传品招致厄运，其损失不可估计，但同时也在鉴别方面起到了划分时代的作用。如“避讳”对于明清两代墨的鉴别尤为重要。墨上的漆边也可作为不同时代的风尚，有助于我们对年代的鉴别。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名玄烨，因而“玄”字避讳， 或改写元，或缺写一笔，明清两代凡有“玄”字的墨如不是仿造假品，当是康熙以前的作品。明代的书法多遒劲，雕刻手法为了表达遒劲，刀法则需要深厚，才能显示字体雄健，阳文字锋芒峻厉，圭角崭然。明代还可以，在明清两代制墨中品名，斋名常用“玄”字，“玄元灵气”、“九玄三极”等。唐人《金碧山水图》，画面以青、绿色彩为主，间施以金描绘出秀丽苍翠的山川，巍峨宏伟的殿阁，展现出辉煌壮丽的自然图景，突出了色彩的美丽。明代的“玄”字墨到了康熙以后，均挖去“玄”字或将墨毁坏。明代大从漆上下左右侧通漆边，正面背面为本色。漆皮墨盛于万历年间，清康熙墨少见，乾隆晚期以后漆衣墨，其光泽漂亮有余，而苍厚浑朴不足。明清两代大部分为了更换墨模，不在模上刻用年款，即刻上也在侧面，更换时也不影响墨面。所以鉴别、鉴定是文物工作者首要解决的。墨品的漆衣，是在墨布加刮摩。画面的构图，以极简练的手法刻画出方题的基本特征，艺术地再现了杭州西湖的美丽景色，形象地反映出200多年前，西湖十景的历史面貌，是较好的鉴赏墨。这些在纸、绢上的色彩，已历经了八九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沧桑，仍然保持着夺目的光彩，充分显示了这些彩色墨制造精良，是古代鉴赏的佳品
鉴赏墨：如故宫收藏的“乾隆御咏西湖十景十色墨”，色彩各异，墨的形式富于变化。依次为“曲院风 水墨太行。一面为阴文楷书填金乾隆御咏西湖十景十色七言律诗，一面浮起诗中所咏西湖十景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