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巨大的中国古代青铜器遗存主要来自地下的发现，其中有些是古代发现保存至今的，也有很多是近世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出土物，后者对于帮助我们了解古代青铜器艺术的总体面貌和发展演变情况具有更为重要的认识价值
来源:中华读书报
青铜器艺术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夏商周时代的青铜礼器、乐器和各种青铜制品的审美表现
而地下考古还不断有新的、惊人的发现，人们的认识也不断在更新、扩展，使得青铜器艺术的研究成为一个具有广大开拓前景的学术研究领域。近代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在继承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对于重要墓葬和窖藏青铜器的个案研究、综合研究，特别是断代研究上，为美术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夏商周青铜器艺术发展面貌的全面了解与微观把握，主要应归功于自1928年对安阳殿墟进行科学发掘以来的历年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当代人对于夏商周青铜器总体面貌、器物种类、造型与纹饰衍变规律、青铜器艺术发展的脉络之了解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上，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
郭沫若《彝器形象学试探》(1934年，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可以说是青铜器艺术研究的开篇之作。从美术史的角度研究青铜器艺术的审美表现和其中体现的艺术规律，比之对青铜器其他方面例如铭文的研究要晚得多，学术积累也较薄弱
有的作品结构严谨，铸造精工，气度非凡，如四羊尊、龙虎尊；有的在幻想与现实的交织中，设计别具巧思，如立鹤方壶；有的以结构奇巧取胜，如错金银龙凤方案。但也有的过分炫耀技艺，使太多的装饰成为累赘，有的貌似质朴而流于粗劣窳陋。对于作品的研究与评价需要靠比较：与同时代不同材质的器物作比较；与同时代同类作品作比较；与先前的、后来的作品作比较。古代青铜器作品也有神品与能品之别。从比较中可以细致深入地了解到艺术设计思想、审美观念递进的过程；从比较研究中可以分辨出艺术创造力的高下。正如后世对于书画作品的品评有神、妙、能、逸之分
青铜具有良好的塑性，很高的耐磨性和化学的稳定性。青铜是红铜与锡或铅的合金。古代匠师在创作实践中十分关注铜与锡的合金比例，在春秋时期总结出适合制作不同青铜器类的理想的合金比例：“金有六齐”。中国青铜器艺术发展的过程与同时期的冶金铸造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也正是由于东周时期在失蜡法铸造以及焊接、镶嵌等方面冶铸制造技艺的精进，才有可能生产出鬼斧神工的曾侯尊盘等作品，使楚人的浪漫激情与飞扬的想像力得以附丽于各种青铜器而震惊于世。红铜加入锡(铅)之后，熔点降低，硬度增强，成为青铜
而在千百年之后，觚与爵等酒器的造型却被作为传统艺术中完美成功的创造而在玉石、陶瓷、犀角等多种材质的工艺创造中得到了复活。有些现象颇值得深思，例如盛行于夏商和西周时期的青铜酒器中的觚与爵，到东周以后为耳杯所代替，逐渐消失，所以孔子发出“觚不觚，觚哉觚哉”的慨叹。青铜时代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青铜器艺术的生命活力依然跃动于民族的血脉之中。在民族艺术发展的长河中，对青铜器艺术的学习与继承又决不仅只是艺术样式的借鉴，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文化精神，是活泼泼的创造力量，从历史的源头上奔涌直下，生生不息
现在应用的青铜器器类和纹饰名称，大部分是宋代学者考订的，但其中也有不少谬误。清代学者也留下大量有关青铜器的著录和研究著作。宋代青铜器的大量出土与收藏，形成青铜器研究的盛期，出现了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博古图》等专门的著录书。更多的情况是贵族人物死后的随葬品，一个墓室内众多的随葬青铜器和其他物品，常常可以比较集中地综合展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面貌和水准，并具有断代研究的价值。对于古代青铜器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学术积累过程，宋代和清代的金石学家都曾经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古人把贵重的青铜器掩埋于地下，是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种情况是祭祀之后埋于地下的(如山川之祭的埋祭)；一种是在战乱之时，把家族的祭器和财物埋入地下的窖穴，例如陕西周原地区历年发现的许多窖藏青铜器，就是西周末年社会动荡之时西周贵族之家逃离之前埋下的，后来他们未能再归故土，这些掩埋物便成为无主的财物一直存留下来。《汉书·武帝纪》：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得鼎汾水上，在当时被视为国之祥瑞，“赦天下，大酉甫五日”，并因此而改元。可惜历代盗墓之风甚炽，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大墓随葬物的数量不是很多。西汉距商周时已相隔十几个世纪，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汉代人对商周时期青铜器艺术的了解已有很大局限。从西汉时期，便有出土三代青铜器的文献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