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阁帖》是“奉圣旨模勒”，刻成之后，初时无人敢擅自翻刻。太平兴国二年（977）诏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五百卷和《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又开始编篡《文苑英华》一千卷；淳化三年（992）编刻成《淳化阁帖》十卷。于是重用文臣，提倡文治。后来又另得第九卷，过了一段时间又得第一卷，共成十卷，即是乾隆刻本的底本，也就是所谓毕士安所得的赏赐本。王铎临帖学书，一生没有看到“二王”唐摹本墨迹，只看到过米芾的摹本。上海博物馆购藏《阁帖》六、七、八卷由明入清，孙承泽的收藏是起了保护作用的。王铎是明清之际的杰出书法家，一生把《淳化阁帖》当作良师益友，而好友孙承泽的收藏对他的帮助功不可没。宋代翻刻有魏王府本、临江帖本、绍兴国子监本、淳熙修内司本、泉州本等，宋代泉州翻本最多，有“四十二泉”之称，明清翻刻本更是不可胜数了。他所写的“二王”书法主要是根据《阁帖》。这些部头巨大、百科全书式的典籍编刊，以象征其文化兴隆和重视，这当然与他爱好王羲之的书法的兴趣也有着密切关系。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命侍书王著将内府所藏汉、晋、唐的书札名迹临摹刻版，拓赐大臣。全帖十卷，计入103人法书，420帖。孙承泽是明末大收藏家，与吴梅村是崇祯四年（1631）的同科进士，他所藏的丰富图籍和文物，是和遗民、贰臣及新贵交往的纽带。至宋仁宗庆历间（1041-1048），丞相刘沆守长沙时以官法帖翻刻，称为《长沙帖》，亦称《潭帖》，还有《降帖》，两帖是《阁帖》最早的翻刻本。上海博物馆于2003年4月从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手中购回《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这是目前可信的原刻拓本，十分珍贵，堪称国宝。《淳化阁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宋淳化年间刻于“秘阁”，因此得名，简称《阁帖》。孙承泽收藏《淳化阁帖》也有着曲折过程，第一次收入八卷拓本，上海博物馆购藏的六、七、八卷就是其中的三卷，其他五卷不知散落何处。王羲之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对中国书法发展影响最巨大的书法家，但他的亲笔墨迹至今已荡然无存，因此这三卷拓本中所保存的王羲之书迹是了解和研究其书法艺术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也为鉴定传世王羲之墨迹摹本真假优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照物，其本身具有文献、艺术和文物的多重重要价值。《淳化阁帖》的第六、七、八卷是摹刻王羲之书迹的专卷，共收170帖。但却黄鹤渺渺，了无踪迹。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代后期镇兵拥立留后的弊端，使王室屡次更迭，而自己也是由将士拥立而登基，因此感到军人操政的危险性
《阁帖》刻制收藏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