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绿地的萎缩和消失，同样会体现在从经济到民生利益的贬值上。4000棵树，在山区是小数目，在大城市就是大数目。根据《广州市绿化条例》有关规定，用地单位必须缴纳恢复绿化补偿费1641.7603万元，也就是说平均一棵树也就值4000多元。公园绿地作为城市的资源，除了体现在周边楼盘的价格上，更有经济之外无形的价值。它不但是城市生态水准的标志，也有着强烈的外部正效应。对于这片绿道生死的考量，也纯粹是技术上的，缺乏周边民意的选择乃至对环境恶化的评估。但这一数字，却远远没有考虑到各种无形的成本和损失，包括公众的享受绿化的权益
此事经媒体曝光后，连日来令不少市民心痛、唏嘘。市民纷纷质问，如此“毁林”以后复绿谈何容易，对公共资源和财政也是一种浪费。因为要给地铁工程“腾地”，广州天河公园8万平方米的绿化最近被铲除，4000多棵树一棵不留，被全部挖光、移走，公园十分之一的面积被剃成光头
然而，这种传统思维的一大弊端是价值观的单一性，即认为建设优于珍惜，效率优于生态。让公园为地铁让路，之所以看起来顺理成章，首先因为公园属于公地，就像公路施工一样几乎不会受到个体利益的阻碍。公园是政府养的，地铁也是政府建的，复绿用的还是政府的钱，协调起来就像“一家人”一样方便。只要让城市升级，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只要给予足够的资金投入，买来大树装点并非难题，再造多少次公园都可行。当两三年后，天河公园这片“人造”黄土地重新变绿时，届时赞美的成分很可能远大于今天的抨击和反思。如今城市建设一直占据着社会的价值观制高点，甚至很多人认为只有经过人工化的才是现代化的、有利于人居的。在有人对公园林木被毁痛心之时，也不乏有人心存侥幸，认为今后恢复的绿地也许更加漂亮更加适合游玩。而在有关部门眼中，无论绿地还是湿地，都不过是一种可再生可置换的资源
这种虽然没有涉及具体公民个人，却影响公众深层利益的行为，往往因为有城建的理由而变得不由分说。弊病之根源正是来自于对公众价值长期低估，于是对施工方不会构成过高的成本压力，牺牲公园很容易成了最优化的选项。类似于当初石室教堂风貌，要为学校大楼建设让路一样。如果一个公园可以轻易为工程让路，那么任何一个类似的公共空间，随时都可能出于公共建设的理由而被公家“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