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瓷足底是否有釉有款？

特别是《文物》杂志在1965年第11期和1966年第3期上，先后连续发表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孙瀛洲先生撰写的《元明清瓷器鉴定》一文，这篇文章影响学瓷者最深，文中谓：“元代瓷器带款识的极为少见，除青釉盘中印着‘枢府’或‘太禧’款的以外，一般青花、釉里红器物均无正规款识”；又说：“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釉而质粗”。今日从考古学说，瓷器上凡书、印八思巴字者，均已为古陶瓷研究者断作是元代的产品。他们所谓的元瓷足底无釉之一说，又未必是指元青花和五彩，因斯时举国上下还没有一个人承认元代还能烧制青花和五彩者，另外又属一家之谈，我们当无可非议。笔者以为用这种莫须有的理论来研究中国陶瓷史，不能说它是科学的。1942年北京古玩商赵汝珍先生著的《古玩指南》一书中，对许氏元瓷足底无釉之一说，一字无误原样收入书中且有发挥。1986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吸收了20多位出身琉璃厂古玩铺学徒的老行家参加，并被选为常委和委员，……陶瓷鉴定专家，人们称他们是‘国宝’人物。”正因如此历史背景，许多传统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博队伍。孙瀛洲先生谈元瓷之此说，基本是许之衡《饮流斋说瓷》和赵汝珍《古玩指南》的翻版，且又有所发挥。其实在元代的中晚期有些青花和五彩瓷器，足底施釉的工艺技术十分简单，如圆器的盘碗，只要采用正烧的方法，烧前平切并斜削足底，防止坐在大于圈足之上的垫饼相互粘连，也就完成足底施釉的工序。自此以后截至今天，便成了定论，再不见有人论述元瓷足底涩胎无釉及款识方面的文章，更无一人怀疑许、李、孙氏三位先生关于元瓷的这一说法，有无文献，考古资料方面的佐证，致使元瓷足底涩胎无釉无款的一说，令许多文物和古玩界学瓷者奉之为“圭皋”，深信不疑，其说势力之大，无人敢与之抗衡，甚至还有人为此说绞尽脑汁进行铺垫。自《文物》杂志1994年第2期发表笔者关于吉林扶余岱吉屯元墓出土“至正年制”款釉上牡丹花卉纹五彩瓷碗(见图1至图3)的研究报告后，近十年来在全国各刊物上，不断看到有 持异者。所以举一反三，即使发现元瓷足底写有‘福’字款、“长命富贵”款也就无须自惊自怪了。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原出民国年间古玩商眼学对元瓷的一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这在现代考古学中是绝对找不到任何根据的。这种提法最早出于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款识第六章，文中谓：“元瓷款识惟官窑有‘枢府’二字，其余民窑底有字者甚少，纵有字亦不挂釉，在器物底随意成，若可识不可识之间，成花纹及辘轳形者亦间有之”。应当说元瓷特别是青花和五彩瓷器的底足有的是施釉，有的是不施釉的，不可一概而论。景德镇珠山至今未发现元青花瓷堆积地层的主要原因据笔者所知景德镇原始元、明、清三代官、民窑烧制青花瓷器的中心，可是至今景德镇那里连一个元代青花瓷器堆积的地层都没有发现，另外还有许多有关元瓷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又从哪里得来大量元代资料呢？其实，解放以后，全国各地出。诸如1956年至1961年浙江龙泉大窖、安仁口、丽水宝定窑址出土的瓷器有八思巴字；广东南海窑瓷器上发现有图章款的八思巴字；60年代末北京德胜门豁口窖藏中发现的两件景德镇影青碗底部用墨书一个八思巴字，译成汉字为张或章；山东淄博窖藏出土4件钧窑月白釉浅腹盘的圈足内墨书八思巴字，也应为姓氏等。另外我们还从1978年以来，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清理珠山底下堆积中，出土的八思巴字款五爪云龙纹碗盘和高足杯进一步得到了证明，元瓷足底有的是施釉的且有款识。用眼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古代陶瓷的历史，不能说它是科学的。从考古资料上看，施釉者，除吉林扶余岱吉屯墓出土釉上牡丹花卉纹五彩瓷碗，足底施釉并书有矾红“至正年制”款识和同出的五彩“福”字款瓷碗(见图4和图5)可作佐证外，1964年保定市发现一处元代窑藏，出土有六件青花瓷器，其中有的砂底，有的满釉，如青花釉里红盖罐、青花八棱梅瓶均是砂底，而青花八棱玉壶春瓶和(八棱)执壶则是满釉，足端露胎。“元瓷足底涩胎无釉”一说，如今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并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如江西曹淦源和欧阳世彬、广西李铧、北京吕成龙、香港葛师科等先生们提出“元瓷足底涩胎无釉,因为足底无釉，自然也不会书写款识”的看法。所以说元瓷足底施釉或涩胎，并不能以此作为判断元瓷的依据，更不能用老师的“乱说”，作自已研究元瓷的理论基础，否则会出一些笑话。许氏是位文人，民国初年曾任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是研究曲学和中国音乐史的学者，业余嗜好古瓷；赵氏1937年于北京琉璃厂开设萃珍斋。在许氏一说中又补入“绝无以年号为款字者”一句。综上所述，元代青花和五彩瓷器的足底并不是都不施釉的。解放后，因为我国文博系统工作尚属起步，许多琉璃厂人犹如陈重远先生在《收藏》杂志著文：“新中国成立后，琉璃厂古董商中有‘真才实学者’，被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各地方博物馆聘为顾问、副馆长或分配在文物鉴定组工作有数十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