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牡丹游赏中心和廊道为依托，可以开展牡丹纹家具、刺绣、雕塑、建材等产品的开发和推介，形成特色产业。五是开发牡丹关联产品，形成游赏产业群。同时，依托当地的技工，开展牡丹种植和牡丹题材的戏曲、漆技等活动表演，形成广泛参与的产业活动类型。牡丹文化就像牡丹一样磅礴大气、繁复深邃，在多个学科中均有体现
应据此进行植物研究史、原产地标本、物种保护、新品种研发、历史名品恢复、新药和保健品研发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建立牡丹植物园、标本库、种质资源库和文献库，以深入研究为支撑，开展原产地模式标本、克隆基因、新奇品种、新药和保健品等方面的经营，提升植物产品的附加值。牡丹作为芍药科植物，至少具有特有植物、花卉、药材三方面的价值。一是以现代科技为依托，提高植物产品附加值
边鸾号称“牡丹第一”，《牡丹图》推为绝笔；“边鸾所画牡丹，妙得生意，不失润泽”(宋·董逌《广川画跋》)。“牡丹风尚”的影响还表现为在绘画方面，出现了许多画牡丹的丹青妙手。宋代御藏33幅边画中，有《牡丹图》、《牡丹白鹇图》、《牡丹孔雀图》三幅牡丹图；于锡也善画牡丹，有《牡丹双鸡图》传世，王耕所画牡丹几乎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春张于庭庑间，则蜂蝶骤至”(唐·于逖《闻奇录》)
在唐代，涌现了大量以牡丹为题材的诗文。唐人吟颂牡丹的诗多达百余首，唐诗名家王维、李白、韩愈、刘禹锡、李贺、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等都有佳作。李白的《清平调》三章盛赞贵妃美貌和牡丹华贵，使得牡丹声名鹊起。刘禹锡的《赏牡丹》和无名氏的《牡丹》诗，更将牡丹的地位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前者称“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后者说“临轩一赏后，轻薄万千花”。李德裕和舒元舆的《牡丹赋》是以牡丹为题的最早的两篇韵文，对牡丹的源流、情态作了深入细致的刻画。五是“牡丹风尚”对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牡丹文化资源的综合开发
牡丹品种也多有以贵妃命名的，如玄宗命名的“一捻红”牡丹(《青锁高议》)；清代的红杨妃、醉杨妃(清·余鹏年《曹州牡丹谱》)，醉玉环、杨妃深醉、杨妃绣毡(清·薛凤翔《亳州牡丹表》)等。在宋人诗词中，也频繁出现杨贵妃为牡丹化身的典故，如“沉香亭子钩栏畔，偏得三郎带笑看”(贺铸《剪朝霞》)；“最忆当年，沉香亭北，无限春风恨。唐玄宗曾命洛人宋单父在骊山种牡丹万株，色样各不同(《龙城录》)。唐玄宗可称是唐代“牡丹风尚”的最直接、最有力推动者。醉中休问，夜深花睡香冷”(辛弃疾《念奴娇·赋白牡丹和范廓之韵》)。杨贵妃被唐人奉作牡丹的化身，玄宗以贵妃醉酒解释“国色天香”的诗句，显然以贵妃喻牡丹；李白的《清平调三首》有“云想衣裳花想容”、“名花倾国两相欢”等句，就是以贵妃和牡丹互喻。长安繁盛的牡丹游赏活动始于开元年间，“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唐·李浚《摭异记》)；“唐开元年间，天下太平，牡丹始盛于长安”(明·王象晋《群芳谱》)
牡丹风尚兴于盛唐
武则天钟情牡丹且有很高鉴赏品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洛阳牡丹的兴起与武则天的推动是分不开的。舒元舆《牡丹赋》载：武则天命人向上苑中移植牡丹，“由此，京国牡丹日月渐盛”；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自唐则天已后，洛阳牡丹始盛”；“武后贬牡丹到洛阳”(事见宋·高承《事物纪原》、清·李汝珍《镜花缘》)的传说，虽无稽可考，却可佐证武则天把牡丹引入洛阳
牡丹首先受到皇室的重视。唐代多位皇帝都曾刻意地养植和鉴赏牡丹，其中对“牡丹风尚”起重要推动作用的，一是天后武则天，一是唐玄宗和杨贵妃
当前，对牡丹文化资源的开发，还只注重牡丹植物本身的价值，把牡丹游赏变成简单的陈列，缺乏可参与性，忽视对其文化价值的深度开发，从而导致与牡丹游赏相关的产业收入薄弱，这也是自盛唐即兴起的牡丹风尚风光不再的原因之一。因此，要站在实现民族复兴、共建和谐社会的高度上，以真正达到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为目标，对牡丹文化资源开发做出科学的和长远的规划，积极引入文化创意产业理念，并在牡丹文化资源的综合开发上着重以下几个方面：
宋人最先使用嫁接技术以培育牡丹优良品种，“盖其不接不佳”，出现了掌握嫁接技术的专门人才，称作“门园子”(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二是培育技术提升。园艺技术的提升，直接促进了新品种的不断产生，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收录22种，周师厚的《洛阳牡丹记》收录44种，陆游《天彭牡丹谱》收录67种，张峋《洛阳花谱》收录119种
唐代，尤其是盛唐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富足，出现了世尚肥轻的大唐气韵。牡丹所拥有的华贵品质满足了唐人这种崇尚富贵的社会心理，牡丹风尚也就应运而生
人们常常不惜重金购买新异品种，“一本有直数万者”(《国史补》)。花的价格也因花而异，“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白居易《买花》)。这种养花求利的行为也逐渐发展成为民间风俗。三是花卉交易活跃。由于游赏牡丹参与者众多，市场需求非常旺盛，出现了车马喧嚣、人头涌动的花市
在皇室的带动下，唐人开始大规模养植牡丹、游赏牡丹、崇奉牡丹，从皇家苑囿逐渐发展到官方园林，最终散播到民间，“今则自禁闼泊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舒元舆《牡丹赋》)，最终形成了风靡一代的“牡丹风尚”。“牡丹风尚”特征鲜明，突出表现在：
入宋以后，牡丹被称作富贵之花，“牡丹，花之富贵者也”(宋·周敦颐《爱莲说》)。宋人对牡丹推崇备至，不仅游赏牡丹演变成乡风民俗，成为全民参与的活动，而且牡丹已成为诗文、绘画、瓷器、织绣、雕塑、宗教等领域的主要素材之一，由此而形成的牡丹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牡丹风尚超过了唐代
早在汉代，我国先民就已经认识了牡丹。虽然无法肯定，当时牡丹已成为观赏花卉，但至少已经成为一种药用植物，成书于两汉交接之际的《神农本草经》和1972年甘肃武威东出土的东汉早期医简，都有牡丹入药的记载
清·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记载了《葛巾》、《香玉》两篇牡丹传奇；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更将主要人物薛宝钗喻作牡丹。牡丹纹作为一种图案形式在绘画、瓷器、家具、雕塑、建筑等方面广泛应用，表现形式复杂多样，象征意义更加明显，如缠枝纹牡丹寓意吉庆，又暗喻“生生不息”；牡丹与石头或梅花组合表示“长命富贵”；牡丹和鹭鸶象征“一路富贵”；白头翁(鸟)与牡丹暗喻“长寿富贵”或“富贵姻缘”；牡丹、玉兰象征“玉堂富贵”，亦即“富贵之家”之意；牡丹、海棠表示“满堂富贵”；牡丹与鱼组合表示“富贵有余”；瓶插牡丹象征“富贵。谈及牡丹在各种文学作品中的最终表现形式，诗词之外，牡丹也成为小说的题材
诗文名家欧阳修、范仲淹、梅尧臣、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辛弃疾、杨万里等都有作品传世。宋代还出现了大批善画牡丹的丹青名家，诸如徐崇嗣、徐崇矩、黄居采、赵昌、易元吉、崔白、吴元瑜、乐士宣、赵仲等。魏国公韩琦的牡丹诗多达30余首，成为赋牡丹诗第一人。宋人吟诵牡丹的诗词多达200余篇，远超过唐代。据不完全统计，宋御府收藏的时人作品中，至少有73幅牡丹图，其中黄居采46幅、赵昌12幅、徐崇嗣11幅、徐崇矩4幅。三是诗文绘画剧增
南朝宋时，谢灵运有“竹间水际多牡丹”的描述(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六朝时期，牡丹开始成为观赏花卉。北齐人杨子华也曾画过牡丹(唐·李绰《尚书故实》)。晋·崔豹《古今注》载：“芍药有草木二种，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为牡丹”。隋炀帝建西苑，诏令天下进花卉，易州(今河北易县)进二十箱牡丹，有很多品种(宋·王应麟《海记》)，表明了牡丹已经由野生花卉转变成栽培植物，栽培技术在当时已相当成熟
而洛阳成为当时牡丹栽培和游赏的中心，洛阳牡丹甲天下的局面正式形成，“(牡丹)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根据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和陆游《天彭牡丹谱》的记载，牡丹的栽培范围北至丹州(今陕西省宜川县)、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市)，东至青州(今山东省雒坊市)，南至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西南至天彭(今四川省彭州市)。一是栽培地域扩展
牡丹栽培始于六朝
唐人姚氏的《西溪丛话》中收录了花中三十客，将牡丹列为第一，足见唐人对牡丹的喜爱程度。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人人喜爱、人人参与的活动，出现了“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徐凝《牡丹》)”的盛况。二是士庶广泛参与。这种风尚愈演愈烈，甚至达到了狂热的程度，“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王叡《牡丹》)；“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白居易《牡丹芳》；“每暮春之月，邀游之士如狂焉”(舒元舆《牡丹赋》)。最初，游赏牡丹的大多是权贵和文人士大夫，“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裴磷《白牡丹》)；“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庳车轻辇贵公子，香衫细马豪家郎”(白居易《牡丹芳》)
开元年间，“洛人宋单父，善种牡丹，凡牡丹变异千种，红白斗色，人不能知其术”(《龙城录》)。一是品种多样化。唐人在牡丹栽培和品种培育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能够培育出很多新品种，至少有殷红、深紫、桃红、通白、黄色等5个花色
古人奉牡丹为花王——“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历代以来，牡丹几乎是“雍容华贵”的代名词，被国人视作富贵、吉祥、幸福、繁荣的象征。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五代·皮日休《牡丹》)。当本期杂志送到读者手中时，正是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的暮春时节
牡丹文化定格于明清
“洛阳牡丹甲天下”目前仅有几条文献记载为依据，如果以一座牡丹博物馆及其所包含的庞博文物体系为支撑，则立论证据要雄辩得多，更令人信服。二是重视文物搜集，建立牡丹文化博物馆。牡丹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之一，在图书、绘画、雕塑、建筑、陶瓷器、家具等物质载体上都有体现，搜集牡丹栽培史、牡丹图案等一切与牡丹相关的文物，建立博物馆，进行专项深入研究；开展牡丹栽培史、牡丹图案演化史等方面的特色展览；开辟牡丹游赏的新景致等等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牡丹所具有的雍容华贵、宽容大度的品质，为为整个社会各个阶层所共赏。在当前文化创意产业风起云涌的情势下，开掘牡丹文化这一积淀了几百年的传统文化资源，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是弘扬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理想的外在形式表现为：追求富足的生活，拥有高贵的气度，具备包容一切的胸襟，其实质则是中华民族厚德载物、求同存异的世界观的具体体现
四是牡丹正式立传。宋代出现专门研究牡丹的专著，对牡丹的品种、花色、风俗等作描述，代表作有北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洛阳牡丹记》和南宋陆游的《天彭牡丹谱》，这些专著促进了当时牡丹的推广，也是后人研究牡丹的珍贵史料
花朵硕大、花色娇艳、花香有浓重的脂粉味，对人的感官有很强的穿透力和震撼力，使人非常容易联想到高贵、唯美的景象。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是芍药科(Paeoniaceae)芍药属(Paeonia)植物，原产西南、西北，为我国特有
牡丹风尚之所以风靡唐宋的主要原因，除了牡丹花本身值得游赏之外，人们更关注在游赏之中所进行的品种竞选、诗文创作、社交活动、品酒论茶等各种活动形式，整个游赏活动成为一个满足各种口味、人人主动参与的过程。这样的游赏活动组织形式迄今仍有现实意义，可以直接在牡丹文化节中使用。四是拓展游赏内容，提高可参与性。牡丹游赏除了牡丹花色之外，还应包括诗词创作、文化名人、茶酒等一切与牡丹相关的内容
人们对于牡丹综合价值的开发得到拓展，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牡丹的各种医用价值作了全面论述。牡丹的品种增加显著，对牡丹的花色品种研究也更加深入，其中，仅薛风翔《毫州牡丹表》就列举神品40种、名品82种、灵品4种、逸品26种、能品40种、具品75种，共计257种。牡丹的繁育技术相当成熟，清·薛风翔《牡丹八书》对选种、栽植、嫁接、分株、浇灌、养芽、病害防治等技术作了全面论述。明清时期，牡丹的栽培更加广泛，除洛阳外，曹州(今山东省菏泽市)和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成为两个新的繁育中心
三是实施多中心牡丹游赏规划。这样的经营模式不利于留住游客，所产生的收益也单调微薄。这样的布局利于挽留游客，适应游客的多种需求，产生多重收益。比较理想的游赏布局，应是多中心互联的模式，即在整个区域内设立多个游赏中心，每个中心在品种类型、配套旅游产品等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差别性，中心之间通过各种廊道连接。目前的牡丹游赏往往集中在城市中的几个地方，经营目标也以门票收入为主，如洛阳牡丹花会的主要景区集中在王城公园、白马寺等几个地点，周边的邙山和龙门等区域则是空白区或非核心区
受“牡丹风尚”的影响，牡丹开始成为一种图案，唐代织锦“牡丹纹烟色暗花绸”和“狮子与唐草奏乐纹锦”上均有牡丹纹饰；唐白瓷凤头尊上有缠枝牡丹花纹；唐三彩凤嘴牡丹尊、唐三彩牡丹枕也以牡丹为图案
牡丹风尚盛于两宋
唐代游赏牡丹的习俗持续了很长时间，开元天宝年间，“长安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国史补》)。四是持续时间长。终唐之世，“牡丹风尚”仍长盛不衰，“(唐末)京师春游以牡丹为胜赏”(明·吴彦匡《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