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真亦幻元青花王志军

受此影响，它的市场价值很低，在这种误区怪圈里，中国古代陶瓷中划分的“四大名窑”、“五大名窑”、“八大名窑”都远离了元青花的身影。所以，唐宋时期即使出现了钻料描绘图案的瓷器，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青花瓷器。罐盖上之塔式钮，完全受佛教影响，罐身四周塑饰的四神，自两汉以来一直影响着广大汉族民众。纵观元代时期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发现有如此精美的瓷器，中国大陆上各种瓷器的烧制工艺、装饰方法、所用材料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与元青花同样精美的元代釉里红瓷器完全本土化，现有明确可考纪年的元代釉里红是“至元戊寅”年款的青花釉里红盖罐，查“至元戊寅”为1338年，距元代推翻南宋王朝、控制景德镇窑场有60余年，比考古界和收藏界公推的“至正十一年铭青花绘云龙纹象耳瓶”早烧制出10多年。近年来，元代青花瓷器成为收藏界的新宠，各地涌现出了不少收藏研究元青花的大家和异常精美的元青花瓷器实物，人们为这些元青花的真伪进行着有益的争鸣，它不仅只代表看器物真伪的表象，更引伸出传统鉴定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孰重孰轻，如何结合及如何利用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另外，如需大批量生产还要求烧制成本较低、烧制工艺易于掌握控制。它的出现，说明此时用钻青料和铜红料烧制的瓷器已经成为商品流通于景德镇周边地区的中下层民众中。其中景德镇烧制的元代青花瓷器最为精美，是中国古代青花瓷器发展的主流。元青花的烧制年代 目前，发现大规模烧制元青花的窑场有两个地区：一在江西景德镇，一在云南。两种烧制工艺出现于一器，可否证明此类瓷器烧制不难、此类瓷器市价不高及流通较广?而此时元代浮梁瓷局烧制的青花和釉里红瓷器的水平一定比这种民窑瓷器高出不少。明代洪武时期的曹昭著《格古要论》中古饶器：“御上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厚色白且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者足大，素者见润，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几百年来，元青花在自己诞生的故乡，并没有人真正的珍视它。民国时期被卖到国外的“至正十一年铭青花绘云龙纹象耳对瓶”远不如当时卖掉一件宣德官窑盘子引起的轰动。《格古要论》让我们知道了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白瓷市场价格低于定窑瓷器价格，元代烧制的带“枢府”字样的枢府瓷器市价较高，明代烧制的甜白瓷器底足变大，无纹饰的釉面不温润，青花瓷器和红绿彩瓷器并不迎合当时的审美意趣，被著书者认为很俗。只是在经历了数百年后，突然出现在“盛世收藏”的年代，解释的理由只有一个：带此类款识的非正常考古挖掘到的元青花瓷器是假的。只有到了元代，官府用行政手段把景德镇地区盛产的做胎用洁白瓷土、晶莹剔透的釉层、进口的钴青料、绘制纹饰图案和精通烧制工艺的工匠集中在一起，才为我们今天遗留下了靓丽多彩的文明瑰宝。世间几百年里对元青花的漠视，除了说明当时没有一个科学的发现、认识、鉴别元青花的方法外，元青花的稀少存世数量也应是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今天看到众多的“大元国X X”款识的元青花当时并没有出现。从这件塔式盖罐上，看不出受西亚伊斯兰艺术风格和元代蒙古贵族风格的影响，其制作工艺，图案装饰器物造型，钴原素和铜原素的运用完全本土化和平民化。又见江西九江市的一件带延祜六年底款的青花牡丹塔式盖瓶。青花瓷器的出现需把上述条件结合在一起外，还要求当时的绘画技法、表现形式适于瓷器的造型、胎质、釉层等方面条件。由此可见，元代时期烧制青花瓷器，并没有引起自其烧制以来600年间收藏者的重视。景德镇烧仿古瓷的窑场，不要再烧这类低档仿品，以免贻笑世人和祖先。曹氏书成年代，也有几种说法，但无论其书成于明初，还是明末，都反映出当时对元末明初时期青花和五彩瓷器的存在形式、烧制方法、市场价值的社会取向。诸条件综合在一起，才能达到青花瓷器对主观和客观方面的要求。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多种论瓷典籍中，也不见元代青花瓷器的点滴记载。元青花有外来说和本土说两种观点，我个人倾向于本土说之观点。元代青花瓷器的烧制年代应在前至元(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之后，到至正—卜一年(1351年)之间的70余年间。完美的青花瓷器应该以洁白的胎体成为绘制图案的载体，纯净的青料来完美地表达设计、绘制图案的内容，透明晶莹的釉层能使胎、色、釉结合的更加完美、牢固。景德镇距南宋都城临安很近，从目前考古挖掘到的实物资料看，尚无宋代烧制青花瓷器的痕迹。明、清、民国诸时期以来，收藏界、古玩行对明永宣青花和成化斗彩十分推崇，改朝换代的风雨掩没了元代釉上青花、釉下红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光辉。对元青花的认识，难道是“天不变亦不变”? 历史上的元青花 元青花，顾名思义，是元代烧制的青花瓷器，但它确切的烧制年代，尚无统一定论，元代的史料中，也鲜有记载。延祜六年为1319年，早“至元戊寅”19。元人汪大渊著的《岛夷志略》有“青白花瓷器”语，但恐非专指用青色钴料绘制纹饰的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