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时间定位来说，唐青花既为原始者，那么，其后又经五代半个多世纪，本身更历时三个多世纪的宋代的青花瓷何以仍为原始者呢？
因此，唐、宋青花瓷被冠以“原始青花瓷”之谓是不适当的，应该将其连同元青花一道，统称之为早期青花瓷
人们只满足于重复“巩县窑”的老调子。没有人回答
但他随后又将迟至明代后期的嘉靖、万历朝(十六世纪中叶前后)青花产品也纳入这一概念中，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们距那些“早期青花瓷器发展终结的标志”已有长达两个世纪左右的大发展时期了，更不要说其与元代早期的以及更早的宋、唐青花瓷器之间的年差之久了。他在书中列举了元代后期(十四世纪中叶前后)的几件青花器后指出：“把它们看作是早期青花瓷器发展终结的标志是合乎情理的”。英国古陶瓷收藏家和研究哈里·加纳爵士(Sir Harry Garner)在他的代表作《东方的青花瓷器》一书中使用的“早期青花瓷”的概念在青花瓷史研究中是可取的，但他赋予这一概念的时间含义却很矛盾。本来，这样将元代后期作为早期青花瓷的时间下限是确当的，因为青花瓷正是在此时从不成熟最终走向成熟的
遗憾的是冯先生后来未能就此进一步加以强调，以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早在1980年初，冯先铭先生即已撰文指出：“青花瓷器属于釉下彩，这种装饰早在唐代晚期湖南长沙窑已大量使用……”。个别提到长沙窑的，也不过略微旁及而已。直到如今，人们对于唐青花，还多是只知有巩县窑。实际上，作为唐代青花瓷的产地被认知，长沙窑比巩县窑还早数年
首先，“原始”之谓太绝对化。实际上，早在唐代以前，青花瓷成就的三个前提——钴蓝呈色剂的使用，白瓷的烧成及釉下的彩绘即已分别见诸春秋战国、东汉与三国时期，因此不能排除在唐代以前即已有青花瓷的可能性。唐青花仅为迄今所知的最早青花瓷，却未必就是青花瓷历史上客观实际的最初者。将唐青花定为最初的青花瓷，人为地在唐代就给青花瓷的历史封了顶，一旦发现了时代更早者，将如之何？。“原始”者即“最初”者
实际上，已发现的唐青花标本并非仅限于此。此外还有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所藏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所藏五鱼水藻纹罐，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伊拉克撒马拉遗址与阿曼苏哈尔古城堡遗址发现的唐青花碎片，难道这些遗存物也无一例外，统统出自巩县窑一处产地吗？。河南鹤壁、湖南长沙、四川邛崃、安徽寿县及陕西醴泉郑仁泰墓随葬品中也有发现。上述唐青花标本的产地为河南巩县窑固然应已成定论，但此后论者每及唐青花产地，则言必称巩县窑，好像是天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这些唐代青花瓷标本经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胎、釉、青花色料的理、化性能测定，并用偏光显微镜、电子扫描探针分析、鉴定了显微结构，测试了元素分布情况，证明其胎、釉化学成分与唐代河南巩县窑的白瓷产品相似，青花色料与该窑唐三彩器中的钴蓝料类同。河南省轻工业科学研究所人员还曾直接在巩县窑遗址中发现青花瓷碎片。1975年扬州唐城遗址出土一块青花瓷枕残片；1983年秋冬之际又在同一遗址出土20多块青花碗、盘残片(分别藏南京博物院、扬州市博物馆及国家文物局扬州文物培训中心)。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藏唐青花三足(传说1948年出土于临近巩县的洛阳)也经冯先铭先生考定，“是河南巩县窑的产品。”。从1983年出土的碗器残片上可见花瓣口、内壁出筋等特征与巩县窑同类器造型一致
长沙窑釉下彩早期已有单一褐彩彩斑及简率的花草纹，继又出现褐、绿复合彩。至晚期已步入成熟阶段。青花只是釉下彩中的一种，进一步说，作为釉下彩工艺的运用者，就其种类的丰富性而论，长沙窑比巩县窑更为典型。特别应该着重提到的是，长沙窑同时还历史性地最早烧出了釉里红这又一珍贵的彩瓷品种。尽管这一成就的出现在当时是带有偶然性的。上海博物馆即藏有。到唐中期可见比较进步的釉下彩绘装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陶瓷史学界逐渐形成了一个提法，即称唐、宋青花瓷为“原始青花瓷”。应该说，这一提法在逻辑上是存在问题的
按照古陶瓷学者冯先铭先生所说，河南巩县窑生产的唐青花已显示了“唐代成熟的青花瓷器烧制技术”，其实并不“原始”。再次，从产品水平来说，相对宋青花而称唐青花为原始者也有问题。“原始”又有未开化或不成熟亦即低水平之义。而“……这些浙江制作的(宋)青花瓷，其胎、釉和青花色泽(因水平之低)都无法和巩县的唐青花相比。”也就是说，以产品水平论宋青花反而要比唐青花来得“原始”
2001年北京古玩城曾见一近盈尺高的青花花卉纹执壶，青花色调雅丽、柔和，迥异于巩县窑较为浓烈、深沉的青料色。民间也曾见疑似长沙窑、唐器的青花花卉纹小盖罐。巩县窑以外，与唐青花生产有关的至少可以提到湖南长沙窑。该窑以往曾出土过釉下蓝彩(青花)菱形几何纹罐。造型属于唐代风格，具有长沙窑特色
唐青花
所谓“早期青花瓷”的时限，以青花瓷最早成熟的元代并上溯至宋、唐凡三代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