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过多地去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而对中国的“国家起源”则十分忽视。“国家”才是中华文明灿烂辉煌最有力的佐证，而不是6000年、7000年这样粗略的时间计算。很多人都希望把中华文明的源头向远古推进，觉得年头越长越好，其实，这是没有多大学术价值的。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到底何时进入了“国家时代”？或者说，最早的中国是在何时诞生的？。由此可见，“国家”是人类文明走向成熟的最具价值的标志，国家的诞生，常常是文明古国辉煌的起点，公元前31世纪，埃及国王美尼斯建立第一王朝，定都孟斐斯（今开罗西郊），成为古埃及第一个法老，尼罗河流域进入了“国家”时期，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出现，两河流域进入了“国家”时代。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进入“国家时代”后，才呈现出极其灿烂的文明面貌
“史记前传”系列随笔意欲以“国家起源”为脉络，探讨“国家”的起源，而并非“文明”的起源。很多人还误以为“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地理概念，或者从秦朝统一后，才有了“中国”。很久以来，我们把“中国”和“中华、华夏、神州”等词混淆在一起，“中华、华夏、神州”等词专指中国文化，而“中国”则专指具有完备的国家形态的国名。其实，“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诞生得比这早得多
公元前19世纪，“二里头”国家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国家时代”。二里头“国家”遗址，不容置疑地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名称。这一点，可以破除长期以来困扰部分学者和民众的误解，即在先秦时期，“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名称，而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且，根据现有的考古证明，最早的“
本篇探讨中华文明进入“国家时代”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国家信仰是祖先崇拜。在国家内部，有着活跃的信息和文化交流，流通着众多的奢侈品。河南二里头出现的这个“国家”，具备着真正完善的国家形态，专业术语是“世界体系（world system）”，即一个支配中心和若干被支配的边缘地区，这里有大约300万平方米的大型居住区，是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的政体
很多人关注古代文化遗址，常常在乎出土的古玩珍宝，具体的文物，比如陶器、玉器，对文明的佐证有很大的价值，但是论证“国家”，就不能简单地凭借几个陶器、几座坟墓，而需要更多的证据和系统的逻辑，比如，1.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2.哪些社会和环境因素会导致政治组织的变动；3.复杂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关系是怎样形成的；4.宗教文化系统和政治组织有着怎样的关系；5. 某些主要的文化要素，如陶器、玉器等，它们是如何传播和流通的；6.政治组织内部的分配体系是怎样的……。“文明”是指伟大的文化传统，包括艺术风格、特定建筑形式、文字和历法等。“国家”是代表政治组织的一种形式
而在《史记》中的“夏、商、周、秦、汉”本纪里，司马迁则又明显地依照“国家”来记述历史。翻开《史记&m iddot;五帝本纪》，其记载缺乏纪年，论述含糊，谱系传承一团糟，很显然，司马迁是硬着头皮记述夏商之前的中国历史，所以，《五帝本纪》的现代历史学价值很低，是《史记》中最大的缺憾。司马迁犯错误的根源在于没有找到“国家”这个正确的历史发展的主线，在梳理夏商之前的中国社会发展时，他混淆了“文明”和“国家”这两个基本概念。对待夏商前的历史，没能按照“国家”来进行梳理，这是司马迁的历史局限，也是中国传统史学固有的结构性矛盾
根据现有的考古证明，距今4000-3500年前，我国存在着三大文明遗址，即河南的二里头遗址，河北的下七垣遗址，山东的岳石文化遗址，其中，二里头属于高级的国家形态，下七垣和岳石遗址属于低一层次的酋邦形态
严文明先生把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分为酋邦（龙山文化时期，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王国（夏商周）、帝国（秦汉至明清）三个时期。我在本专栏将主要探讨“酋邦”和“王国”时期。酋邦是国家的雏形，特点分别是：1.控制着数千人口的地域；2.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等级分化；3.具有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4.对外具有统治功能，而对内则没有行政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