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家是美国大收藏家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ｕｎｋｕｎｃ 三世的继承人。这天的会上，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日本人击退了另外一位美国人，为这只碗支付了146万美元。日本人一直是宋瓷的爱好者，六七十年代就在市场上把价钱抬得很高。另一场荷马史诗性的战斗围绕着另外一个美国人拿出的藏品。东西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南宋哥窑瓷碗。因为手笔如此之大，不少人认为幕后的买家是专门搜集宋代瓷器的Ｍａｓａｔａｋａ Ｔｏｍｉｔａ。日本人的热情没有削减，他们又回到了拍卖场上。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这只碗又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的一件乾隆藏品相仿，所以也是这次拍卖的重点之一
除了瓷器，另外一个日本人钟情的类别是中国的早期镀金佛像。实际上，星期三的拍卖会上很多铜像都来自日本收藏家Ｍｕｎｅｉｃｈｉ Ｎｉｔａ多年来的收藏。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佳士得的拍卖品介绍上面。（佳士得同样没有透露他的姓名。石碑的底部是一只乌龟，石碑上有双头龙的装饰。）之后，他以较为合理的18000美金购得了一个特殊的唐朝镀金匾，上面画有类似敦煌石窟里的佛和菩萨的景象。第一尊新田的铜像是一个距今1500年的站在莲花上的天王雕塑，在激烈的抢夺下以71000美元成交，是估价的两倍，被一向喜欢镀金佛像的日本人Ｍｉｔｓｕｒｕ Ｔａｊｉｍａ买走。又过了一会儿，Ｔａｊｉｍａ为一个石碑激动起来，碑上刻有从一个法坛似的坐垫上升起来的曲折的树茎，树间有一些佛教中的人物形象。为了不失掉这块石碑，Ｔａｊｉｍａ以估价的三倍——54000美元买下了这个唐朝的石碑
佳士得估价为4万到6万美元。这同样是一件Ｊｕｎｋｕｎｃ三世的藏品。中国人在许多拍卖品中穿梭跳跃，开始是追逐一些红漆器，后来又很职业化地为一个有乾隆印记的仿古花瓶支付了34000美元，是估价的两倍。可是全场最有激情的竞拍者来自中国。这个祭祀用的器皿最终落到了一个中国人的手里，成交价为14万美元之高。同一个收藏家也以24000美元慷慨地买走了一个乾隆年间的漆器，接着一个商代或是西周的青铜酒壶引来了一场竞价比赛。这位收藏家的购买显示了最近一些中国买家在选择上的西化迹象：为了艺术和历史的罕见与珍奇而忽略艺术品保存状况的不完美是华人收藏界的一个突破。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异常美丽的青铜器上有许多破损。这个唐朝的佛像微笑中带着一种无法表达的肯定，手作教导状。另一场较量的中心是这次拍卖中最美的一尊佛像。当竞拍到了8万美元的时候，伦敦的凯文恩退出了。吉瑟普·埃斯肯纳茨的儿子丹尼尔顽固地把价钱抬到了31万美元，最后不得不向一个通过电话竞拍的买家认输，后来得知买主是一位中国人
这样的竞争又往往是中国收藏家和西方收藏家的比武大会，而中国人笑到了最后。中西方买家追逐不放成了这场拍卖会成功的保障，下面的两个古董交易就能说明问题。那天卖掉的一个玉石如意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也许是19世纪的东西，却出乎意料地喊到了35850美元的高价
这尊方彝在沐浴了十载博物馆光辉后又被送到了苏富比的垂下，1989年12月12日卖给了世界首屈一指的东方艺术品交易商，伦敦的吉瑟普·埃斯肯纳茨，成交价那时就上涨到71万英镑。一个美国收藏家想要它，一个英国收藏家也很有兴趣。可是上周三，光是这个方彝的重要性就使它免受又一次的冷遇。彼得是通过伦敦的中国古董商罗杰·凯文恩在纽约竞拍，后者正好是Ｃｏｍｐｔｏｎ Ｖｅｒｎｅｙ艺术馆的董事之一，他更不负重托地以140万美元使彼得成为了这个商代方彝的新主人。2003年3月，这件铜器出现在纽约东57街41号的傅勒大厦，那是比利时古董商吉萨尔组织的拍卖展览，结果没有成交。第一件拍卖品是拍卖场上久违了的宝贝，是一个商代的铜酒鼎。在被英国铁路公司养老基金购买后就被伦敦的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借去展览，一直到1988年。三年后埃斯肯纳茨又将它转手给纽约的金融家和艺术收藏家迈克尔·斯坦哈特。其原因很可能与拍卖前的一次不幸的清洁工作有关，青铜上的古绿锈被无情地刮了下来，失去了岁月的辉煌。后者是英格兰的彼得·摩尔斯，他的私人藏品正在英国的Ｃｏｍｐｔｏｎ Ｖｅｒｎｅｙ艺术馆展出。这尊方彝首先于1976年10月23日作为Ｇｌａｄｙｓ Ｌｌｏｙ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的系列藏品出现在纽约苏富比的拍卖会上，当时便以18万美元的惊人价格成交。这类铜器为方型、似房屋，所以宋代学者命名为方彝
从美洲到欧洲到远东，来自全世界四个洲的收藏家会聚在一起，惟一刺激竞拍者的是拍卖场内白热化的竞争。3月24号佳士得拍卖行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一场拍卖会上卖掉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中国艺术品，这个市场独有的生命力可见一斑。丝毫不受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中国艺术品市场在乘风破浪地前进
同样是来自Ｊｕｎｋｕｎｃ三世收藏品中的一尊辽代的千手观音和云南的菩萨像一样出自少数民。一尊来自云南大理的漂亮的菩萨像被一位欧洲买主购得，可他不得不支付估价三倍的价钱，高达15万美元。西方的收藏家也在另外的一些地方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