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香出现的历史相对晚些。“焚香”并不是把香丸、香饼直接加以焚烧，让香丸、香饼发香，而是借助炭火慢慢焚烧，尽量减少烟气，让香味低回而悠长。在古代生活中，焚香使用的“香”，是经过“合香”方式制成的各色香丸、香球、香饼，或者散末。古代绘画中女性“添香”的场景优雅而美丽，而香炉里基本上看不到插线香的情况。在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等地，仍保存此焚香遗风
随着佛教文化的逐渐融入，儒释道三位一体成为华夏文明中的主流文化。作为祭祀礼器的香炉此时已被普遍使用。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独立地位连同它深入人心的精神文化影响如日中天，特别是禅宗初祖达摩东渡来华，禅宗由此肇始。各地造佛修寺蔚然成风，宗教活动十分频繁，唐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那时期，陶瓷器香熏炉上精美的莲花图案广为流行，而莲花代表了佛教文化。魏晋时，人们以老庄解释佛教，东晋以后佛学又与玄学趋于合流，深为士大夫们所欣赏
香炉起源于何时，从西汉早期的博山香熏炉的功能和造型看，它很可能就是我国香炉的前身。东汉后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自然论的出现，以焚香供祀神佛，寄托人们的情感，由熏炉派生出的香炉，将礼佛祭祖的功用延续至今。香炉的真正出现，同佛教道教盛行有密切的关系，相传东汉明帝推行有关。古人用檀香木片放进炉里慢慢焚烧，香气四溢，不仅清脑提神除臭，而且驱邪避恶，起到净化居室环境的作用
宋代诸帝从“尚文抑武”出发，大力扶持儒释道三教，推动了融儒释道为一体的宋学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最为精熟的宋代，产生了一门学问——金石学。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宫廷专职文物保管员吕大临编撰的《考古图》，绘制器型图外，还记录器物的尺寸、铭文等，从此文物鉴定与学术研究融合一起，为瓷器全面仿制先秦礼器奠定了基础。在宋代社会相对稳定，先秦时期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的大量出土，使仿造成为可能
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香炉的形制、釉色及功用，随着当时经济、文化、审美情趣的变化而演绎发展。一个香炉一尊神，从敬佛礼佛和祭祀祖先的器物，慢慢地也成为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在漫长岁月里，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无不上香敬神祭祖，于是香炉这一器物便广为流行。人们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美妙意境；抚琴弹瑟时袅袅烟香与悠悠琴音相伴，又有了“绕梁三日沁人心”的幽雅氛围
其中青瓷以南方越窑为代表，白瓷则以北方邢窑为代表，这都是唐代文化深入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唐代科学技术空前发展，工艺制造水平堪称世界一流，无论是生产金银器的铸造业，还是烧造瓷器的制造业，都举世瞩目
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自夏、商、周至秦、汉时期，以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大约公元前1900～前1600年）出土的青铜礼器为代表，最早的属于夏代。中国的原始青瓷几乎与青铜器同时产生，商代的原始瓷器，在中原和江浙等地均有发现，常见的器物有大口尊、罐、瓮、豆、双耳簋等，造型与今之香炉器型大同小异。从传说中的黄帝尧舜及至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是以彩陶、黑陶文化为标志的
而当时文坛领袖欧。宋代贵族出身的赵氏皇帝文化素养极高，喜好复古，重视旧礼器，喜欢素净雅致的色彩，因此，素雅成为当时社会流行的色调。宋人趋向于自然，趋向于俭朴，在生活情趣上追求的是精细、雅致、淡泊
我国古代青铜鼎有烹煮肉食、祭祀等用途，为让神灵和祖宗保佑自己的部落和国家平安，我们的祖先不惜倾其所有，用珍贵的牛羊猪等美味佳肴以及玉器等礼器，向天祈福。“鼎”虽然同今人所见的香炉还是两码事，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与祭祀有关。香炉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期的陶器“豆”和商周青铜器时代的“鼎”。祭祀活动是古代先民最重要的礼仪活动，远古时期的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等，不少器物就是用于祭祀的礼器
上海田野考古作家钱汉东用11年时间撰写的《日照香炉——中华古瓷香炉文化记忆》，这是他继《人间瓷话》《寻访中华名窑》之后的又一部研究古瓷的学术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用散文形式撰写的中华香炉文化为主题的著作，作者结合长年累月田野考古的所见所闻所感，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具体器型窑口的介绍，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填补了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里的一个空白。此书已被列入2008年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候选名单
唐代出现了一种形状像先秦的陶豆，陕西黄堡窑遗址曾出土闻香炉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