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嘉庆弃玉至今已200余年了。关于这三块玉的下落，传说纷纭，并被好事者演绎出许多故事。然而，历史却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迷思。这三块出自莽莽昆仑的宝玉，现今是完整无损地被人或自然神力掩埋于地下，还是如谢氏所云“早被人零截尽矣”？呜呼，惟天知地知。我们不妨设想，假如嘉庆朝国力昌盛，假如嘉庆皇帝如同其父一样爱玉，假如大臣玉庆“锐意运京”成功……那么今天和田玉雕的历史将会有一项不同凡响的记录
民工们在山上将巨大的玉料六面凿平，利用高山低温铺设冰道，将大玉料精心巧妙地滑至谷地，再沿河谷运出山口，然后再将大玉装上特制的大铁车，用上百匹良马，上千名运玉人日行夜宿，在顺利的时候才能“日行五里七八里”。如今此处名“乌斯塔拉”，即维吾尔族语“三块石头”之意，想必其名盖源于这三块玉石。新疆戈壁连绵，沙漠千里，交通运输十分困难。沿途尚需征用徭役，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耗时8年之久，将此三块大玉运至新疆和硕县城东48公里处
而这三大贡品中，乾隆皇帝最喜爱的就是和田美玉。叶尔羌（今莎车）、和田所产的玉石便确定为新疆地方向清廷皇室进献的三大贡品之一：即密尔岱山的和田玉，叶尔羌的黄金，喀喇沙尔（今焉耆）的铜。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朝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之后，举国呈现政通人和、经济繁荣、国力鼎盛的局势。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致使乾隆朝所遗留下的和田玉器珍品之多、雕件之巨，居历代王朝之最
叶尔羌伯克玉素甫为讨得乾隆皇帝的欢心，便命将三块大玉一齐运往北京。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叶尔羌伯克玉素甫派遣民工3000千余人，进入海拔4500米以上的密尔岱山采集和田玉。维吾尔族和汉族采玉者凭着集体的聪明才智，仅以铁锤、纲钎、绳索、木杠等简单工具，经过数月的劈石采玉，历经千辛万苦采得和田大玉料三块，一块青玉重达6吨、一块葱白玉重4吨、一块白玉重3吨多
清光绪六年（1880年），诗人施浦华在和硕的乌斯塔拉尚亲眼目睹了这三块被置于路旁的大玉，并在玉上题诗。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被谪戍新疆的林则徐在路过和硕时，虽时隔近40年，此三块大玉仍完好无缺地置卧于乌斯塔拉
玉庆被贬之后，再无人敢上奏三块大玉的事了，可怜这世之瑰宝，却成了皇家的弃儿。如不是心有余而力不逮，嘉庆怎肯将其老子（乾隆）已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的采玉工程化为泡影，实乃国库空虚，人心浮荡之故。从嘉庆皇帝斥责的话语中，可以看出自乾隆末年国力已在消退，“种种烦扰”才是嘉庆皇帝“天性不喜珠玉”的真正原因，更不是为体恤民苦的“矫情之举”。再从玉庆奏请将乌斯塔拉三块大玉“招商认买”一事可知，如清廷不缺银子花，玉庆何必去“失体”“图利”呢。虽然玉庆是在为朝廷补充财力而为之，然而忠心的大臣却遇上个死要面子的君主；嘉庆皇帝不但不买玉庆的账，在严斥之后又将其削职交伊犁将军松筠管束
新疆地方向朝廷贡玉的历史上，有不少故事读来饶有趣味。和田美玉因其品质上乘，历代都为贡品入京，为皇室所专用
1914年，北洋政府财政部委派湖南督军府谢彬考察新疆，他在其所著《新疆游记》中记述，“乌斯塔拉北田有玉一块，体积视南方方棹略小……今残存系大者，而次者小者早已被人零截尽失”。这是有关乌斯塔拉被弃大玉的最晚一篇记述，尽管谢彬说得那么真切，但后来者还是怀有虑疑
乌什办事大臣都尔嘉将此劳民伤财的运玉情形曾上奏朝廷，怎奈当时奸臣和珅专权，扣压了都尔嘉的奏章，致使民情无法上闻。这三块大玉所经之处必须提供民夫与粮草，至使地方怨声载道，百姓鸡犬不宁。直至嘉庆四年（1799年），和珅被弹劾处死，嘉庆皇帝下令：“不论这些玉石运至何处，立即抛弃，不再运来。”至此，出自莽莽昆仑的三块大玉便被抛弃在乌斯塔拉。时隔七年后，喀喇沙尔（今焉耆）办事大臣玉庆上奏嘉庆皇帝，请求将弃置在乌斯塔拉的三块大玉招商认卖或运往北京，却遭到嘉庆皇帝的严厉斥责：“所奏图利失体，断不可行……毋庸运京，仍应该处弃置”；“所办竟不尊奉前旨，荒谬已极”；“种种烦扰，举致此无用之物，实属轻举妄动”；“朕实天性不喜珠玉，非故为矫情之举，是以淳淳停止贡献，今玉庆必欲将此玉料锐意运京，不顾地方纷扰，是存何心？玉庆着传旨申饬并交宗人府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