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熊馆系上林苑动物观赏区之一，此外还有鱼鸟观、走马观、犬台观、观象观、燕升观、白鹿观等动物观赏区，反映了秦汉时代皇家园林动物繁荣兴旺、远迈年代的景象。《西京杂记》载，汉武帝时曾有匈奴人献来一只猛兽，状如黄狗。苑中蓄养着海内海外四面八方贡献的奇禽异兽。《汉书·西域传》载，汉武帝时西域南海的方物“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秦汉皇家代表性园林上林苑是专供皇帝观赏游猎的御苑。据说距离长安四十里，城里的鸡犬吓得不敢吠叫，到了上林苑，骑上老虎头，老虎吓得一动不动。汉成帝时，诏令右扶风郡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遍地撒布罗网，捕熊罴、豪猪、虎豹、兕、狐、兔、麋鹿等，载以槛车，输入长杨射熊馆。秦修驰道和直道，汉打通丝绸之路，皆欲取天下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和珠光宝器。秦汉时期建立了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秦、汉两个大帝国，威震海内外。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据林梅村先生研究，这一时期原产非州和西亚的狮子、鸵鸟，马来西亚的白貘，印度的犀牛，伊朗的千里马等珍稀动物均作为贡物进入汉皇家园林[5]
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园林动物有了较大改观，在理论方面并非提倡在园林中有大型凶禽猛兽栖息。无锡寄畅园的九狮台，扬州的九狮山，苏州网狮园冷泉亭中展翅欲飞的鹰石，以及粉墙、漏窗和洞门等处栩栩如生的鸟兽形象，通过艺术的感受力和想象力，以形求意，以意求“意”，达到内心情感的深化和天人感应哲理的实现。关于兽类，陈淏子认为“兽之种类甚多，但野性狠心，皆非可驯之物，无足供园林玩好。即使江南园林中亦处处可见以园林动物为主题的景区，苏州沧浪亭的“濠上观”，留园的“浣云沼”等文人园林往往勺台数处，水禽戏嬉，花香鱼肥，一派濠濮之情。另外，陈淏子认为，鳞介昆虫亦为园林不可或缺，“有色嘉鱼，任其穿萍戏藻；善鸣蛙鼓，听其朝吟暮噪”《花镜·养鳞介法》；“花开叶底，若非蝶舞蜂忙，终鲜生趣。故所绿之禽，非取其羽毛丰美，即取其音声娇好；非取其鸷悍善斗，即取其游泳绿波，所以祥如彩凤，恶似鸱枭，皆所不载”[8]。清初园林大师杭州人陈淏子在其名著《花镜》中附录了一些园林动物，从中可清晰地反映出当时江南文人园林中园林动物的取舍标准，陈淏子认为“枝头好鸟，林下文禽，皆足以鼓吹名园，针砭俗耳。他推崇的园林禽鸟有鹤、鸞、孔雀、鹭鸶、鹦鹉、秦吉了、乌凤、八哥、鹰、雕（鹫）、鹞（鸢）、锦鸡、德鸡、竹鸡、吐绶鸟、鸳鸯、鸂鶒、鵁鶄、鸽、鹌鹑、百舌、燕、画眉、黄头、巧妇鸟、护花鸟等。在造园实践中，为了预防禽兽对人的危害，又避免缺乏禽兽的失落，有些园林在表现形式上，亦不必真正畜养禽兽以悦视听，而以奇木、怪石创作各种动物姿态，令人触物生情，激发联想。例如，元明清时期宫廷西苑及万岁山、琼华岛中鸟语花香，鹿鸣虎啸，承德避暑山庄鸥鹭翔集，麋鹿成群[10]；南苑（元代的放飞泊，明代的南海子）碧波荡漾，丰草茂林，放养着黄羊、獐、雉、兔，还有珍稀的麋鹿和凶猛的老虎[11]。明末吴江人计成的《园冶》被誉为我国古代第一本造园专著，书中只就养鱼专题论述，其它禽兽并无专章论及，而于选择园林时对吉鸟祥兽，多有溢美之辞，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美好、和谐、吉祥、天然的追求。北宋以后，禅悦之风盛极一时。至于反舌无声，秋风萧瑟之际，若无蝉噪夕阳，蛩吟晓夜，园林寂寞，秋兴何来？”（《花镜·养昆虫法》）。大量事实表明，随着中国园林的写意化，这一时期园林动物亦被写意化了。虎、豹、犀、象，惟有驱而远之”[9]，所推崇者，惟鹿、兔、猴、犬、猫和松鼠而已。受其影响，文人士大夫以鸟兽虫鱼为知己，或为情侣，刻意追求人兽亲和、物我同一的审美境界，使人的精神同大自然的幽秘达到了非凡的融合，人的性灵与禽兽虫鱼的生灵也能心心相印。如：“养鹿堪遊，种鱼可捕《园冶·园说》，“好鸟要朋，群麋偕侣”《园冶·山林地》，“悠悠烟水，淡淡云山，泛泛鱼舟，闲闲鸥鸟”（《园冶·江湖地》）。禅宗的“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的教义，“渐修”、“顿悟”等思维方式渗入到文人士流的园林艺术创作实践中，使中国古代园林完全写意化。然而，这只是私家园林，尤其是江南园林的一般状况，而对于皇家园林来说，具有数千年优秀传统的园林动物驯育和观赏活动仍然以其天然野趣，魅力无穷，受人青睐。因而两宋时期一般园林都充满茂林修竹、鸟兽倘徉、猿声鹤唳的景象
隋炀帝建洛阳西苑，命天下州郡贡献珍禽异兽，遂有西苑草木鸟兽繁息之盛，桃蹊李径，翠阴交合，金猿青鹿动辄成群。唐长安禁苑中森林蓊郁，池沼河塘密布，四季候鸟络绎不绝，其中专设垂钓鱼鳖、放养鹰鸭、驯育骡马及虎豹的场所，以供贵族狩猎之用。李德裕、王维、杜甫、白居易等文人为代表的私家园林多设在郊野地带，他们的园林中到处都有鹿鸣猿啼白鹭飞的景象
二、
这个问题笔者以前曾稍有研究[1]，但并不象现在这样的明白，有很长一段时间，笔者为园林动物衰落惋惜，思索。动物是中国古代园林体系的组成要素之一，飞禽走兽给美丽如画的山水园林凭添无限生机与活力。各种鸟兽徜徉其中，才使中国古代园林真正产生了返璞归真、民胞物与的美妙意境。影响中国园林动物变迁的诱致因素很多，中国园林自身发展轨迹是园林动物变迁的主观因素，森林生态环境变化是园林动物变迁的客观因素，两者都是中国园林动物变迁的主导因素。中国园林动物和中国悠久的园林文化一样源远流长，历经了先秦起源期，秦汉魏晋唐宋繁荣期，和元明清衰落期三个大的历史变迁阶段。莺歌鱼跃，方显出花香叶茂，林泉高致；虎啸猿啼，更映衬出山重水复，曲径通幽
都市近郊的寺观园林呈现出一派静谧详和景象，而山林寺观则又是一幅风格迥异的图画。七山寺周围林蔽弥密，猿猴连臂，鸿鹄翔集，白鸟交鸣；虎豹往来安详，熊罴隐木生肥，巨象数仞，雄蟒十围，麋鹿易附，狎兔俱依；另有秋蝉、寒鸟、蟋蟀、狐猿、鸿雁、鹍鸡等嬉戏其中，呈现一派众生共和，与物胞民的升平景象。据《洛阳伽蓝记》载：景明寺有池沼，萑蒲菱藉，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于繁藻；或青凫白雁，浮沉于碧水。景林寺春鸟秋蝉，鸣声相续，不绝于耳。佛老加盟，使中国园林动物更加丰富多彩，对隋唐两宋园林动物大盛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魏晋南北朝时代，寺观园林异军突起。佛道二教皆崇尚自然无为，反璞归真的哲理，追求无为而治，众生平等之理想，因而飞禽走兽徜徉其中，比之皇家和私家园林更显天然野趣
一、中国园林自身发展是园林动物变迁的主观因素
西汉梁孝王园中奇果异树，珍禽怪兽，靡不俱备。袁氏后因富得祸，被抄没家财，他的园林及其动物亦转嫁皇家上林苑了[6]。富商大贾袁广汉亦嗜好园林动物，多购奇禽怪兽委积园中，计有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等。见于记载就有兔园、落猿岩、栖龙岫、雁池、鹤洲等专门动物驯养区。同一时期，社会上流行赏猎之风，私家园林畜养动物亦不输皇家
宋徽宗修凿寿山艮岳，派太监宫人四处搜求花木鸟兽，谓之“花石纲”。园内的鸟兽都要经过特殊驯化，当徽宗游幸时白鹤金鹿能列队接驾迎鸾。当时，艮岳放养的珍禽奇兽数以亿计[7]。足以表明，艮岳是我国古代园林中拥有动物最多的苑囿，在园林动物史上空前绝后。当金兵围困汴梁时，钦宗曾命令将10余万只山禽水鸟投之汴河，又宰杀大鹿千头以犒劳将士
早期园林动物的主要用途是狩猎、通神、食用、观赏和游乐。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人们逐渐地摸清了某种动物或动物种群的活动范围，因而使盲目的狩猎活动变成有范围有秩序的活动。早在旧石器时代，人们便与鸟兽为伍，茹其毛，饮其血。中国园林动物起源于早期先民的狩猎活动。这种观点把中国园林的出现同古代明君贤达联系起来，没有充分重视原始先民采集渔猎生活方式对其发生的重要影响，因而有失偏颇。亦有学者认为，古代帝王畋猎时往往千军万马，毁坏禾稼，贤明君主有鉴于此，将猎场圈围起来[3]。因为，在当时原始山林川泽尚没有得到破坏性开发的条件下，无论是园林动物还是野生动物，它们的栖息环境与原始的天然环境是唇齿不分的。后来，人们把狩猎捕获的动物中那些幼小的没有及时宰杀的雏兽，放入有一定范围的山林中圈育起来，为防止其中奸猾难驯者逃跑，在四周设置壕堑、樊篱、林丛、网罟等障碍物，便产生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园林——囿。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发明了原始农业，在耕种饲养和采集的同时，狩猎仍然是经常性的社会活动。囿的产生，可谓中国园林之萌芽期，而园林动物是这一时期中国园林的主题。从内蒙古阴山岩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鹿类、野猪、野马、羚羊、鼠类、野兔等动物已和人类文化生活发生了密切的亲和关系[2]。囿中的动物来源除了人工繁育之外，还有大量的野生动物栖息其中
传说轩辕黄帝的囿名悬圃，亦叫平圃，其中藏龙卧凤，禽兽交鸣。“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4]囿人的职责是管理和饲养禽兽的，举凡熊、虎、孔雀、狐狸、凫、鹤等珍禽猛兽皆有专人饲养和管理。囿出现后，便有了管理苑囿的囿人。《诗经·大雅》载：“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翮翮。周文王的园林有灵囿、灵沼和灵台，简直好比鸟兽的天国，人间的乐园。据《周礼·夏官》、《周礼·秋官》记载“服不氏”主管虎豹熊罴及豺狼之类的猛兽驯化饲养，“掌畜”主管禽鸟饲养、驯化和繁殖，“闽隶”主管畜禽的繁殖和教化，“夷隶”主管牧人牛马的役使，能学禽鸟鸣叫。《史记·殷本纪》载，殷纣王曾广益宫室，收狗马奇物于其中；又扩建鹿台、沙丘苑台等苑囿，放养各类野兽蜚鸟。当时，和囿人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野生动物管理者还有很多，如“服不氏”、“掌畜”、“夷隶”、“闽隶”等。商周时期，园林中筑造各种场屋圈养禽兽，以供游乐。王在灵沼，于牣鱼跃。”《孟子》称赞文王之囿“刍荛者往焉，雏兔者往焉，与民同之。”可以判断，西周的园林中，动物成为主要的观赏游乐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