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早期青花瓷胎体厚重，釉面肥润呈青白色，有缩釉和黑色小棕眼。双圈足大量流行，尤以大盘居多，里圈都较外圈矮，两圈间无釉。器物口沿往往刷一层酱釉，底足处理不是很细腻，有粘砂、不光滑的现象，足内露胎处常见放射状跳刀痕。这时青花使用浙料，呈色灰蓝，个别发色较灰暗，与顺治青花接近。许多大盘及琢器的底足出现台阶，俗称“二层台”
康熙青花由于烧造时间长，前后变化大，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是康熙元年至康熙十九年（1662-1680年），中期是康熙十九年至康熙四十年（1680-1701年），晚期是康熙四十年至康熙朝终（1701-1722年）。其中，康熙中期的青花瓷器最具魅力
不同层次的渲染是由于工匠们运用了“分水皴”的方法，其装饰效果上富有层次的节奏感、立体感，结合晕染法的使用，使青花更接近和达到国画的艺术效果，这也是康熙青花备受世。胎体薄厚均匀，修胎仔细。粉白釉面硬度高，浆白釉面略疏松，偶有细小开片。它明净艳丽，清朗不浑，艳而不俗，有的呈宝石蓝色，鲜艳而无火气，直到现在它还是我国青花的标准色调。使用云南出产的“珠明料”，色料提炼精纯，呈色鲜蓝青翠，与明代嘉靖青花蓝中泛紫有很大区别。人们往往称康熙青花为“康熙五彩”“墨分五彩”，这种色阶变化完全在于分色层次的熟练掌握，康熙青花有五个层次的色阶，“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之分。康熙中期青花胎体洁白坚硬，很少有杂质，有“糯米胎”之称。当时还出现用淘洗精细的浆泥制成的“浆胎”，分量偏轻。釉面有粉白和浆白两种。底足露胎处光滑细致，多“泥鳅背”状，少见火石红，瓷器的质量比早期制品有明显提高，胎釉结合紧密，器内外壁及底足釉色基本一致
清代以前官窑瓷器生产中多采用此种制度。清初一切沿袭明朝旧制。而中国古代瓷器就其工艺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来说，应以清代前期为最高峰。由于工匠制度的改革，使广大手工业匠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或摆脱了匠籍的束缚及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极大的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陶瓷生产的发展。这并非因为御器厂处于萎缩的状态，而是由于它吸收了明代的建厂经验，取消了一些多余的机构。康熙初年三藩之乱，御厂一度停烧，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式恢复御器厂的烧造。清代前期的景德镇御窑厂的机构设置较明代时有所缩小。”（见《明会典》卷188，3792页）清朝建立后，首先对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加以改革。此时期青花瓷器凭最高峰的盛势，在创新与繁荣上也达到了自身发展的高峰。不仅御器厂本身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生产分工也更为细密，而且因在宫廷内设立造办处，使御用瓷器的运作渠道进一步通畅，更因高精细的瓷器在宫廷内有专门的制作程序，如画工、设小窑烧制等，使宫廷的瓷器消费进入史无前例的奢侈阶段。清代陶瓷生产首先废除了匠籍制，产品实行官搭民烧，并形成固定制度。如明代御器厂内设的狱房，到清代时便被废除。景德镇御器厂因停烧已久，顺治时则采用“有命则工，无命则止”的进御形式。”康熙三年，“班匠价银，改入条鞭内征收”等等（见《清史论从》三辑，王钰欣文）。御厂对清代景德镇瓷业发展而言，在技术上一直是担任着领航者的角色。顺治十一年（1654年）在景德镇设厂，奉命为宫廷烧造瓷器。以明代为例，“供役工匠，则有轮班、坐班之分，轮班者隶工部，住坐者隶内府内官监。匠籍是封建国家转为手工业工人立的户籍，他们子孙世袭其业，在官吏的监督下从事生产，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清代御器厂对工匠人身控制的放松，使工匠得以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进行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顺治二年宣布：“除豁直省匠籍，免征京班匠价
康熙青花瓷器的釉色特点是色泽鲜明青翠，浓淡相间，层次分明。康熙青花瓷器以胎、釉精细，青花鲜艳，造型多样，纹饰优美而久负盛名。造型多用单纯挺拔的弧线、圆线和有力的直线相结合，外轮廓线各部分的组合变化乃至形体的整个比例也很协调。景德镇制瓷工匠长期经验积累，熟练的运用多种浓淡不同的青料，分染出深浅有别的蓝色色阶变化，甚至在一笔之中也能分出不同浓淡的笔韵，使所描绘的物象具有丰富的色调。这种特点在康熙青花瓷中的山水、花鸟纹饰中表现尤为明显。因此，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能给人以深厚含蓄、耐人寻味的美感。造型硬挺、爽利、饱满有力，大件器皿更是气魄雄伟
青花更是以不同的浓淡色调渲染出多种层次，赢得了中外学者的赞赏，在整个清代是最具代表性的。”。元代以后青花瓷器一直是瓷器烧造的主流，清康熙朝在继承传统制瓷工艺的基础上又有很多创新，瓷器的烧造以千变万化的造型与精湛的工艺水平开一代未有之奇。然则青花一类，康青虽不及明清之浓美者，亦可以独步本朝矣。《陶雅》云：“雍、乾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窑